我国的孝道文化源远流长，与之同样久远的大概就属祭祀文化了吧，那么祭祀和孝道二者是什么关系，有什么特殊的联系，下面为您介绍祭祀与孝道的关系。
一、祭礼是孝道的题中应有之义
        儒家提倡仁，“博爱之谓仁”（韩愈：《原道》）。仁始于孝。孔子以孝为先王的“至德要道”，为“德之本”（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》），“仁之冕也”（《郭店楚简·六德》）。乃是道德的最高境界。孝是修身进德的起点，无孝，则仁无从谈起。仁爱之心，要从孝敬父母开始培养。孔子设定的孝的内涵，奉养是底线，往上还有因深爱而流露出来的和气、愉色、婉容（《礼记·祭义》：“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；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。”）核心是对父母的敬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子游问孝。子曰：‘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於犬马，皆能有养；不敬，何以剧乎’？”）
        亲人逝去，依照世俗的说法，养老送终的任务已经完成。但在儒家而言，这只不过是奉行了孝道的一半，即与父母朝夕相处的这段岁月而已。若是父母故去之后，儿女之孝自行停止，则是欺父母无知，是为不敬。因此，子女在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前，依然要尽孝，其方式则是祭祀。孔子将孝的大节界定为三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”孔门后学将其表述为孝子的养、丧、祭等三道：是故孝子之事亲也，有三道焉：生则养，没则丧，丧毕则祭。养则观其顺也，丧则观其哀也，祭则观其敬而时也。尽此三道者，孝子之行也。（《礼记·祭统》）

子女与父母经过数十年的共同生活，形成了挚厚亲密的情感，双亲逝去之后，子女的思亲之情无法割断。礼缘情而作，“道始于情，情生于性”（《郭店楚简·尊德义》），“礼者，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”（《礼记·坊记》）。制定祭礼，旨在体现子女的孝心，“夫祭者，非物自外至者也，自中出生于心也”（《礼记·祭统》）。每逢忌日，孝子思亲之情如泉而涌，故‘‘君子有终身之丧，忌日之谓也”（《礼记·祭义》）。每逢季节转换，孝子更是感时伤怀，不能自已：君子合诸天道，春禘秋尝。秋，霜露既降，君子履之，必有悽怆之心，非其寒之谓也。春，雨露既濡，君子履之，必有怵惕之心，如将见之。乐以迎来，哀以送往，故稀有乐而尝无乐（《礼记·祭义》）。
二、祭礼的人文意义
        祭礼的人文意义，至少还有以下数点值得阐述。
        其一，氏姓学、谱牒学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，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之处。西方在16世纪欧洲农奴制废除之前，除了少数贵族外，大多数人没有姓。而贵族为了保证其血统的纯正，多在内部通婚，由此出现了诸多问题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是如此。有些东南亚国家至今犹然，没有姓氏。
        中国人的姓氏起源甚早，自古有“黄帝二十五子，其得姓者十四人”（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裴胭《集解》引徐广语）之说。夏为姒姓，殷为子姓，周为姬姓，斑斑可考。其后，人事转繁，姓氏分化演变，流衍分脉，极为纷繁，郑樵说有三十二类。至迟到汉代，无论贵贱贫富，人人都有姓氏。家庙与宗族，既是姓氏存在的物质形态，也是家族血脉流变的载体，本支百世，历历在目。通过祭祀历代先祖，人们得以了解家族的发展历史，进而明白自己对于家族、民族的责任，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。

究其原因，一是因为中国历史悠久，族群迁徙频繁，“本支百世”，人们都希望了解自己家族的渊源，而要了解一个自然人，不能不了解其血缘关系，所以，郑樵说：“生民之本，在于姓氏。”（郑樵：《通志·氏族略》）这一点在婚姻中表现尤为突出。作为婚礼程序的“六礼”之一，有“问名”，即询问对方姓氏，了解血缘关系，以避免有可能出现的近亲婚配。《左传》已有“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”（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三年郑叔詹语）之说，懂得同姓百世不婚的道理。家庙、祠堂与族谱学的发达，正是得力于祭祀文化。
        其二，家族祭祀是分散进行的，自成体系，彼此不相混杂，而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是整体的。如果仅有家族祭祀，很可能会造成文化的碎片化。读《三礼》可知，在血缘祭祀系统之外，还有另一套超越血缘的祭祀系统，如黄帝、炎帝、孔子、孟子、朱子等；此外，还有对先农、先医、先灶、先蚕等不知其名的人物的祭祀。如此，形成了不同家族乃至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，例如，历史上金、元、清诸朝，都行祭孔大典，均认同儒家文化为举国的共同文化，其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。
        其三，国家祀典的颁行，主导了祭祀文化的健康发展。中国历史上，礼与俗的消长，无时不在。民俗中多有原始性鲜明的信仰，这类习俗往往相当顽强，并与国家祭礼相抗衡，其实质则是理性与野性的较量。作为政府或思想界，需要加以引导。《国语》载，有一高八尺，被人称为“爰居”的海鸟，在鲁国的东门之外停留了三日，臧文仲以为是神明，便派人去祭祀它，展禽批评臧文仲为政太迂阔，何者可以列入祀典，乃是依据以下五条原则而定：夫圣王之制祀也，法施于民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扦大患则祀之。非是族也，不在祀典。……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，皆有功烈于民者也；及前哲令德之人，所以为明质也；及天之三辰，民所以瞻仰也；及地之五行，所以生殖也；及九州名山川泽，所以出财用也。非是不在祀典（《国语·鲁语上》）。
        列入祀典中的有两类，一为自然神，如社稷山川、天之三辰、地之五行、九州名山川泽，是生养万物，以及民生日用所取资之处，不可或缺，“皆有功烈于民”，所以要行报祭。二是“前哲令德之人”，之所以也列在祀典，是因为他们“所以为明质也”，韦昭注：“质，信也。以其有德于民而祭之，所以信之于民心也。”
        《周礼》将三代以来的祭祀对象系统化为天神、地祗、人鬼三大类，隋唐以后，成为国家祭典的依据、前后相承的法式，虽然不断有淫祀出现，但理性的祭典始终居于主导地位，这对于保持祭祀文化的品质，至为重要。祭祀是孝子表达终身眷念双亲、希冀追养的合理形式，“祭者，所以追养继孝也。”（《礼记·祭统》）生者的亲情得以伸展与延续，祭礼是沟通双方的载体，并无巫术与迷信的成分。
        奉养父母的核心精神是敬爱，祭祀之精义与之一脉相承，《论语》云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。春秋末期，为提高祭祀品质，使诚敬之心得以展现，《祭义》对孝子在致齐、祭日等场合的思虑等作出了指导性的规定：致齐于内，散齐于外。齐之日，思其居处，思其笑语，思其志意，思其所乐，思其所嗜。齐三日，乃见其所为齐者。祭之日，入室，傻然必有见乎其位。周还出户，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。出户而听，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。是故先王之孝也，色不忘乎目，声不绝乎耳，心志嗜欲不忘乎心。致爱则存，致悫则著，著、存不忘乎心，夫安得不敬乎？

祭祀须诚敬，不得草率为之，其表现之一，是准备供品。《祭统》云：夫祭也者，必夫妇亲之，所以备外内之官也。官备则具备。水草之菹，陆产之醢，小物备矣；三牲之俎，八簋之实，关物备矣；昆虫之异，草木之实，阴阳之物备矣。凡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长，苟可以荐者，莫不成在，示尽物也。准备供品，不仅要夫妇亲力亲为，而且要取材于水陆乃至天地阴阳之美物。尽心之外，尚要尽物。尽心则必能尽物，尽物则必能尽心，如此方为真祭祀。
关于祭祀文化的相关问答
网友问：
        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核心是祭祀文化，这个说法准确吗？
心纪奠答：
        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毫无疑问，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核心是祭祀文化，早在5000年以前，当中国进入文明时期，祭祀文化就成为主要的文化，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其核心内涵均源自于祭祀文化。
        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，对自然界许多无法抗拒的力量产生恐惧，由恐惧进而发展到崇拜，误以为这些力量均来自于神明，因此对神明的膜拜进而产生对神明的祭祀的要求。“山林、川谷、丘陵，能出云为风雨，见怪物，皆曰神”。为了祈求神明庇佑，人们会举行一些仪式，同过仪式将自己的诉求告知神明，或者在取得成果时，通过仪式感谢神明。这种仪式便是祭祀。
        一方面，祖先筚路蓝缕为自己开创一块可以生活的栖息地，所以必须牢记祖先的恩情。另一方面，祖先教会自己很多生产生活的技能，使自己可以幸福的生活。第三，希望祖先的在天之灵能够庇佑自己。加上祖先和神明相比，离自己更近一些，因此，中国人一般把对对祖先的祭祀看的比神明还要重要。这也是中国是世俗国家，而非宗教国家的原因，中国人历朝历代的国教就是自己的祖宗。
        刘康公（名季子，东周刘国开国国君）曰：“国家大事，在祀于戎，祀有执膰，戎有受脤，神之大节也”。看起来是在讲两件事，指国家的大事就是祭祀和战争，实际在讲一件事，那就是祭祀。“戎有受脤”指的是，出征前，先要祭社，祭祀完毕后，把肉分给众人。由此可见，古人认为国家的大事也就是一件事：祭祀。
        春祭曰礿，夏祭曰禘，秋祭曰尝，冬祭曰烝。古人认为禘尝是治理国家的根本。“凡治人之道，莫重于礼；礼在五经，莫重于祭”。祭祀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。”建国之神位：右社稷而左宗庙“。后来祭祀的庙堂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。
        “孝”文化是中国的核心文化，也是中国特有的文化。从对祖宗的祭祀，感念祖宗的恩惠，发展到“孝”成为中国人核心价值观，乃至于部分朝代提出“以孝治天下”。
        你知道吗，没有比创建一个纪念馆更有意义的缅怀。深情的祭文，隆重的葬礼都是过眼云烟，能让后人记住的，就是把逝者一生的印记保存起来，30年、50年、子孙后代都可以看到逝者的事迹，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缅怀和孝道。关注心纪奠公众号，点击立即建馆，随时缅怀和追忆。（文中图片来自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