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此处介绍我家的另一位亲人，我的婆婆叫胡秀英，武汉市葛店人，实为父母聘请的住家保姆，1955年4月下旬来我家，养育我兄妹18年，老邻居都知道，婆婆就是我的亲人。 到“文革”中期，居委会干部到我家善意提醒我父母，不能再聘请婆婆，这是剥削行为，况且父母在“文革”中稍微不注意，随时会划为“敌对”阶层。 婆婆胡秀英为中国传统妇女，待人友善，待我们亲如家人，母亲从小就缺母爱，婆婆无子女，儿时我以为婆婆是我家奶奶，18年来疼爱我们，抚助我们长大，特别是疼爱我大哥，就像是她家长孙。1971年初大哥未满16岁初中毕业被学校安排下放到荆门沙洋，婆婆心痛泪流，舍不得大哥去受苦。 记得60年代初的3年“自然灾害”时，全国人民都在饥饿之中，婆婆的丈夫在武汉摆摊买米粑，经常从葛店农村带粮食给我家度荒，后来干脆把我兄妹4人带到农村生活，我记得爹爹挑担萝筐，把我和妹妹各放一筐挑着走……。 现在婆婆要回葛店农村，全家含泪送别。 四、不堪回首的16年 在武汉国棉六厂的16年是母亲最不愿意提到的，并不是母亲被打成“右派”、“五类”分子。“四清”运动和“文革”十年，形势之乱带给人们的更多是痛苦和伤痛。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，常常殃及无辜。父母亲家里全是有“海外关系”及亲属，稍不注意，随时会打成“敌特”分子，遭受非人待遇。 母亲在厂工作状况和待遇每况愈下。“运动”开始，从车间统计员下基层到轮班做记录员，早中夜班轮回转，后来被要求以“干”代“工”，即把干部身份拿出，换成“工人”身份，还是跟班做记录，叫记录工了。再过段时间被要求培养有“前途”青年，学会统计记录取代我母亲，安排我母亲做跟班值车工。母亲生性老实，胆小怕事，不善表达，也不敢表达，因为有生母随军在台湾的事实，只能“听话”和“照做”。虽然生母很早就几乎是遗弃了她，从未得到生母关爱的她还得为这样一个身份，没有尊严无法诉求缺失抗争的权利。 可怜我的母亲从小失去双亲，在一个战争时期的大家庭中生活，经济困难，缺少关爱，体质极差。这样的身体在纺织工厂跟班值车。几年下来，不到40岁的母亲就患上高血压，肺结核，甚至在车间工作期间多次吐血……。 霹雳一声春雷响 ，感谢“邓大人”，我家“春天”来到了，1978年我家发生了很大变化，首先是父母亲身上的“政治枷锁”解脱了：父亲从“臭老九”、“靠边站”，变成知识分子代表被请到职工大会主席台；母亲因病45岁提前退休，回归家庭过自在生活；困绕父母亲的子女升学就业问题，通过高考、中考和顶职一并得到了解决，妹妹顶职进厂得到组织照顾，安排在父亲学校从教，后也安排进修学习深造。 五、平静充实的退休生活 卸掉了压在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，母亲也退休了。父母亲分别与在台湾和美国的亲人取得了联系。父亲母亲有更多时间，更重要的有良好的心情与4位表姐妹走动或聚会。我们兄妹四人都在此段时间经历了恋爱、结婚和生子（女），组成一个三代十四口人的大家庭，1985年父亲离休后，父母有时间多次到在辽宁省丹东安家的二儿子家居住、度假。 六、母亲的小故事 母亲一生善良大度，不计得失，乐于助人，默默为我们家庭和子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退休后，她包揽所有家务，支持父亲发展兴趣爱好；她珍惜家庭，关爱子女，轻声细语，从不重言；对遇到困难的人，只要能帮助绝不退缩，及时伸出援手。她的朴实善良真诚为我们整个家庭营造良好的家风。 1、母亲幼小时有个奶妈（我至今还记得她模样），多年后找到了我母亲。家庭穷困，常到我家来，母亲给予她大帮小助，帮她度过难关。有一次母亲带我去武昌紫阳湖，找到她家，问怎么好久不联系了，她说，你的4个伢都大了，也需要钱，上次看见几个伢穿的也是旧衣服还有补丁，不能再麻烦你了。母亲说“有困难，大家一起克服，您在我幼小时用乳汁哺乳了我，是我应该报答您”。母亲就是这样秉持着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”认知和他人交往，获得了朋友和晚辈的尊重敬爱。 2、有一个陈爷爷，住中山路三姨妈家附近，孤身独居，一生在母亲大家庭打工，为人忠厚。抗战期间，武汉沦陷，全家逃离时跑散了，大家庭所有值钱家当都在陈爷爷身上，大家惊慌无助之时，陈爷爷四处打听、仔细搜索，终于找到了母亲大家庭人员。可见陈爷爷的人品真实，难能可贵，母亲时常教导我们尊重陈爷爷，虽然他年纪大没工作，打零工，但他是我们家的恩人。以后多年就与母亲家里人是亲戚了。母亲的感恩之心潜移默化传承到我们身上。 3、改革开放、拨乱反正，母亲退休后，一直按退休工人办理，工厂党委通知母亲去办理“纠错”，恢复“干部”身份，还问对组织有什么要求，母亲回复，现在已经退休了，生活很安宁，不提要求，放弃变更手续，不愿再组织添麻烦。母亲宽厚仁慈，淡泊一切，不给组织和任何人添麻烦，从容淡然地过完一生。

一、被遗弃的童年 我的母亲侯玉华1933年8月10日出生在湖北武汉一个国民党官宦家庭，我的外祖父当年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，曾参加过国共第一次和谈；外祖母在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在武汉从事教师工作。 不幸的是母亲半岁时，外祖父患病离世，家庭失去了支柱，外祖母倍受打击，伤心欲绝乃至意志消沉，失去工作。长时间休养调整后经人推荐到上海继续任教，将我那尚在年幼的母亲托付于母亲的姨妈（我外祖母的家姐）收养，她仅每月汇寄生活费，寒暑假偶尔来看望。 后来，我尚年轻外祖母改嫁国民革命军中一位师长且又生了儿女，回汉来看我母亲的时候少了，但每月寄来生活费多了，直到武汉解放前夕的某一天，我的外祖母仓促来汉准备带我母亲去台湾，当时母亲正在读初中三年级，与生母聚少离多，加之外祖母另有家庭，不愿去台湾，母亲借口自已未完成初中毕业，等以后再说。外祖母就带了母亲的小表妹（后来我们称之“四姨妈”）走了，约好来年再接我母亲时，就带“四姨妈”回武汉。 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母亲这一生与自己亲生母亲的最后一面。台海相隔，留下我年少的母亲寄人篱下孤独度日。外祖母全家也早已从台湾移居美国。中国对外开放，外祖母通过多条线索联系到母亲。文革时期历经种种坎坷和狂风暴雨般的“政治运动”，一心为家庭大局着想的母亲怕影响自己的家庭和儿女前途，不敢与外祖母相认，仅以“姨妈”相称，并委婉拒绝外祖母提出的一切帮助和见面要求，与她仅保持书信和照片来往。 二、寄人篱下的少年 母亲寄养的姨妈一家，是一个封建大家族，旧址在武昌八铺街附近。家里开有一家织袜厂，也适当做点贸易。母亲的外祖母掌管家族生产经济贸易，算是掌门人身份，整个属于阴盛阳衰的家庭状况。有时候，我会问起母亲那时候的感受，母亲很少抱怨，只是从她凄凉的眼神中，我感受到了那种不幸和无奈。后来母亲跟我回忆，家族中男丁几乎全部从军，基本上都是参加了 国民革命军。抗日战争期间去的，有的得到了战亡通知，有的杳无音信无回返，几乎无一生还。母亲同辈中男丁我只知道二姨爹侯济群，也是母亲表哥（母亲的姨妈唯一儿子，其父在抗日战争中战亡），与母亲的二表姐成婚，黄浦军校16期毕业后从军，武汉解放前夕，因我大表姐出生，没有随军去台返回武汉，后因此历史，一直生活坎坷。改革开放后，由于“黄浦同学会”努力，二姨爹景况才得到根本的改变。不久因病去世了。 在战争期间，一个家族没有男人，全靠女人撑起所有繁重的生活负担。家里袜子厂生产经营状况逐渐衰败，生活几乎难以为继。母亲和4个表姐妹放学回家都必须到工厂继续参加劳作，以维持大家庭生话开支。至武汉解放前夕，袜子厂萎缩成了家庭织袜作坊。也因为这解放后划定“成份”时，由于母亲已改随姨妈家的“姓氏”，母亲的家庭成份定为“小手工业者”。 武汉解放后，母亲初中毕业了。母亲明白即使想读书现实也不容许。既然学业无法继续，那就在家帮忙织祙。母亲心灵手巧，动作麻利，特别能干；也因为明白自己是寄人篱下，必须多做事多挣钱，补贴大家庭。母亲的大表姐在报上发现在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有一个很熟悉的名字，此人是第一次国共和谈时中共方面工作人员，与我的外祖父为私人好友，俩人虽所处阵营不同，但志趣相投，相交甚好。大表姨立即写信给他，告之我母亲近况，希望得到帮助。很快得到这位领导的回复，他已委托在武汉工作的同志，让母亲重新获得了继续学习的机会，就读于武汉行政干部学校统计专业学习。 三、坎坷的就业之路 母亲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在校学习认真 ，1951年，母亲从武汉行政干部学校顺利毕业后，积极热情投入到工作中，参加了武汉市政府组织的“土改”工作队，年轻充满干劲的母亲很快遭到现实的“冷水”——在工作队她深深感受“成份”的压力，虽然只划定“小手工业者”，属于劳动人民，但生母随军去台湾，未谋面“继父”是国民党军队中将军。这种特殊身份让她工作生活比一般的人更艰难。 土改完成后，母亲分配到武汉市政府下属一家机关工作。统计机关在汉口江汉关附近，在单位母亲自觉地谨言慎行，踏实工作，本分的个性也让她时时提醒自己不敢有一点闪失。先后在汉口麟趾路、车站路居住。我兄妹4人均在汉口出生。 后来父亲从部队转业到武昌，先在广埠屯附近的军队属下的荣军学校工作，后调入武汉纺织业中任教，搬入武昌新华村入住，母亲也于1962年就近调入武汉一纱厂（后为：武汉市国棉六厂）任准备车间统计员。 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