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西的桂林是山水之甲，天下的山水甲桂林，可想而知桂林的山水多美。在桂林，有这样的一座烈士墓，在扶南县的天任中学就是为了纪念他建造的学校，这座墓就是钟毅烈士之墓。
      钟毅（原名钟必规）号天任，广西省扶南县长沙村（现广西扶绥县扶南乡长沙村）人，生于1901年9月24日。其父钟曦堂（钟冥）考中光绪甲辰科秀才，成为钟家历代考取功名第一人;其母金氏，务农。钟毅有胞弟二:钟纪（国民党军长）､钟协（国民党扶南县县长）;有胞妹三:壬坤､丽坤､薇坤。兄弟姐妹都能进入较高的学校读书，可算是书香门第。民国初年，其父曾赴南宁设办塾馆，钟毅随父就读，习四书五经､《左氏春秋》，其天资聪颖，少年时代已名扬桑梓。

      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钟毅考上县立吉阳高级小学（校址在县城内）读书，此时其父母由邕返乡，在长沙村又设立私塾办学。钟毅每次放假由县城回家，一定到私塾去指导学生们唱歌､练操､绘画，并领导开展算术､竞走比赛活动，使学生们思想更加活跃，学业进步更快，深得学生们及父老的喜爱和赞扬。
      1917年夏季，钟毅小学毕业，正好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招生，他便前往应考。当年这所师范学校是广西培训师资的最高学府，录取学生除免交学费外，还供给膳食､服装和书籍等，以鼓励学生学习。但这所学校每年仅招收新生一班，名额50人。        因此每逢考期，莘莘学子成千上万齐聚邕城应试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是难被以录取的。而钟毅应考，一举名列第三，被誉为“扶南才子”。
      1918年夏，钟毅仰慕上海､广州是文明的都会，学术先进，毅然离开了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前往羊城，本拟投考有名气的高等学校，因学历有限，未能如愿。这时，他听说在南京任国会议员的同乡梁培先生（那隆村人）住在广州，并知道父亲曾与梁培同是清光绪三十年同科秀才，喜出望外，便登门拜访，请梁培举荐。梁培素重乡谊，且系故人之子，便欣然答允，介绍他到广东造币厂任小职员。他一边工作，一边伺机投考学校。不久，广东省韶关讲武堂招生，钟毅即往应试，由于他成绩优异，为该校李仙根（云南人）校长所器重。在校受训两年后，这时正是军阀割据混战､斗争角逐，时局动荡的时刻。
      1920年广东军阀陈炯明由福建挥军南下，将旧桂系盘踞广东的势力逐出广东，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原主持开办讲武堂，今既败北，就把该堂迁往海南岛，草草办完学生结业手续后，便宣告结束。可这批结业学生不为陈炯明所录用，只好各奔前程。

      1921年春，钟毅取道钦廉回到故乡长沙村，郁郁不得志，在自己的书房门口贴上“蛰园”二字，还写了一幅对联自勉:
      “矢志澄中原闻鸡起舞;雄心造时势匹马纵横。”
      室内题诗一首:
      “男儿仗剑出乡关，不斩楼兰誓不还。太息中原长板荡，要将只手挽河山。”
      诗言志，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。在家乡居期间，他不甘心赋闲，平时不但关心群众生产､生活，而且教育群众改革不良风俗，如反对包办婚姻和少女嫁后不落夫家等等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开办了男女成人夜校，除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外，还启发群众的爱国思想。当时社会上匪风甚盛，为了保障村庄安全，他又倡导全村筑墙设闸防御匪患，并亲自编练壮丁，安排放哨守夜。
      1921年秋，他由友人介绍到桂系军总司令刘震寰部任中尉副官。次年刘氏失败，林俊廷任桂军总司令，钟毅转到林部任上尉参谋。同年冬受混成旅旅长陆云高委任为第二统领，先回乡招募新兵，后编练成军，即奉命开赴贵县（今贵港市）归还建制。当他带领队伍刚到南宁时，忽然接到陆云高已被李宗仁“定桂军”击溃的消息，他觉得陆云高不能投靠，便将队伍带回家乡，宣布解散。钟毅再度居家半耕半读，更广泛地与社会实际接触，其住房另改名为“留芳馆”。
      1924年1月，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，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正式决定实行“联俄､联共､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接受共产党反帝､反封建的革命主张，大会标志着国共合作和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。钟毅当时已倾向于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，一心走革命道路。这年，李宗仁､黄绍竑攻取广西省会——南宁，李､黄部队多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军官，士气旺盛，阵容焕然一新。韶关讲武堂毕业生李明瑞，已在黄绍竑部任上校团长，过去曾与钟毅交谊甚笃，即函邀钟出来相助，钟毅应邀受任为上尉连长，旋即开赴柳州､桂林。扫荡陆荣廷､谭浩明残部的战事结束后，钟以战功晋升少校营长。当时，广西由于连年兵灾，元气大伤，生产凋敝，匪风甚炽，省府乃派钟毅率部进驻龙州，负责肃清匪患，安抚民生。钟抵龙州后，分别召开城乡民众大会，谆谆告诫大家要团结合作，守望相助，生聚安业;少数误走歧途的人，只要改邪归正，重务正业，既往不咎，后来又颁布了有关法令。由于他贯彻得力，不久匪患平息，社会渐趋稳定。
      1926年7月，国共两党合作后誓师北伐，两广同时发兵参与北伐战争，广西编成北伐第七军，李宗仁任军长，钟毅编入战斗序列。不到半年，北伐军势如破竹，攻克了长沙､武汉，继而东下，增援江西方面友军，夹攻北方军阀孙传芳部。第七军在长江南岸安马回岭之役，迫使敌军溃退，赢得了北伐史上著名的“德安大捷”。广西第七军被誉为“钢军”，钟毅由营长晋升为第七军第二旅第三团上校团长。

      1927年，北伐革命军攻克金陵（南京）后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发动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分裂，新桂系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加强军队的建设，钟毅在李宗仁部转任上校参谋。
      1933年，李宗仁派钟毅任梧州第四高中上校军训大队长，随后又调任广西大学军训主任。1934年秋，钟毅考进国民党陆军大学特二期受训。
      1936年12月12日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，钟毅积极拥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，团结抗日。翌年8月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开始。广西成立第三十一军，钟毅派任一三八师四一四旅少将旅长，11月北上抗日，防守津浦路段。
      1938年春，固守明光､凤阳的第三十一军遭日寇袭击，四一四旅首当其冲，激战数日，因装备悬殊，无法抵御敌人优势火力，奉命转进淮河沿岸。在撤退中，钟毅目击沿途民众四散逃难，感慨万千，即赋诗两首以明志:
      “半夜班师天地昏，中原到处哭声闻;料应卷土又重来，一战唤回故乡魂。”
      “四境纷传撤退忙，倭夷横海渡长江;临淮关上思歼敌，剑气升腾月满窗。”
      1938年夏，武汉保卫战开始，钟将军奉命转进鄂东，担任阻击日军的作战任务，钟将军率领全体官兵，日夜赶修工事，储备弹药。在激战中，他常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，沉着地应付战斗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形势。由于他指挥有方及全体官兵的拼死作战，阻滞了日军的推进，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。钟将军以战功晋升为第173师中将师长。
      武汉会战以后，第173师奉令退守鄂北襄樊地区，受第五战区节制，保卫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老河口。

      1939年夏，日军为确保武汉的安全，发动扫荡鄂北的战役，派出重兵在飞机、大炮的支援下，沿随县、枣阳向前推进。第173师奉命固守唐县镇、尚书店一线既设阵地，与进犯日军发生激战。钟将军身先士卒，亲到前线指挥，官兵见师长这样奋勇，勇气倍增，宁死不退，屡挫敌锋，迫使敌军退回武汉。战役结束，钟毅因战功荣获军事委员会颁发的陆、海、空甲等奖状。
12月，我军开展冬季攻势，出击进攻日军据点，钟毅将军指挥第173师英勇作战，接连扫除日军在安陆、钟祥的据点，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，鼓舞了全国军队坚持抗战到底的斗争决心。
      1940年5月，日军为报第一次随枣战役惨败之仇，消灭鄂北我第五战区野战主力，集中了五个师团的重兵，并加之以大量空军、炮兵、装甲车，向我发起突然进攻。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下，部队奋起抵抗，第二次随枣会战的序幕揭开了。
      5月2日起，激烈的战斗开始了，疯狂的日军在飞机、大炮及装甲车的掩护下，向我阵地发起集团冲锋。我将士沉着应战，痛歼日军，钟毅将军指挥173师将士浴血奋战，打得敌人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由于我军武器落后，火力太弱，将士伤亡殆尽。5月5日，日军联合兵种的精锐部队突破第173师左邻部队的防线，企图迂回包抄我主力。为粉碎敌人的阴谋，军部指示第173师担任后卫，牵制日军，掩护主力撤至唐县镇一线，向枣阳集中。
      在危急关头，钟将军坚决执行命令，率部扰袭敌人交通，艰苦作战，屡挫敌锋，但在激烈的战斗中，军、师及长官部的无线电通讯失灵，钟师长与上级失去联系。他判断敌主力必直袭枣阳，遂兵分两路，向吕堰驿以北集结。
      他自率左翼纵队及师直属部队进入枣阳以北的太平镇与苍台之间。不料，正与日军主力相遇，被敌包围，钟毅亲自布置部队冲锋突围，边打边退，我军伤亡惨重。
      1940年5月8日，钟师长率部到达河南省边境之苍台附近时，又遭日军骑兵追袭。双方短兵相接，杀成一团，队伍失去控制。五月九日，钟师长身边只剩下一个卫士排。他宁死不屈，率领卫士与日军厮杀了两个时辰，弹尽粮绝，官兵伤亡殆尽。钟将军右胸负了重伤，血染前襟。他顽强地支撑着，下令士兵迅速分散突围，然后把笔记本、作战资料等机要物品埋在阵地的芦苇根下，从容地举起左轮手枪，扣动了扳机，自戕殉国。

      钟毅牺牲后，国民政府在唐河县杨虎镇设有“钟毅纪念中学”;西湾设有其衣冠冢，上竖“钟毅将军殉国处纪念碑”，李宗仁题词:“钟毅将军为国捐躯”。1941年2月，由国民政府重新易棺固封，运抵桂林，葬于桂林尧山之阳抗战阵亡将士公墓，国民政府和各地军政府机关为他举行了公祭，白崇禧宣读祭文。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领导人朱德､王稼祥､谭政､肖劲光､王若飞等出席了大会。同年，国民政府还在钟毅将军的家乡——扶南县长沙村建办“天任中学”，在超山建造“天任亭”，以示永久纪念。
（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