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半生似乎只做过两件事：写诗，教书。
16岁那年，全民大炼钢铁、大写民歌，火光冲天，歌声遍野。我为小高炉拉了一夜风箱，得诗一首：“高炉火旺红通通，风箱工人力无穷，推走星星和月亮，拉出太阳满天红。”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，却不乏想象，不失真率。此诗先被报纸刊登，后被收入《广西民歌选》。于是有了自信有了梦，想做诗人。
考进大学写得更痴迷。一会儿模仿玛雅可夫斯基，一会儿模仿海涅，一会儿模仿郭小川。全是喇叭诗，紧跟形势走。
大学毕业分配到一个县城当语文老师，“文革”就来了。怀着诗的激情卷入“造反”洪流，不久被两个冤案株连。先让我尝够拳打脚踢的滋味，再把我关进黑房隔离审查，继而下放到茶场监督劳动。我想这是上帝的刻意安排：你不是想做诗人么？做诗人就得下地狱。某日我一口气将两百斤重的水泥担子挑到山顶，面对苍莽群山发出回肠荡气的虎啸，觉得这是真正的诗。但当时写不出来，心中有太多的冤屈和伤痛，压碎了灵感。
冤案平反后，仍旧教书。从中师教到大学，白天登讲台，晚间写诗。此时朦胧诗已掀起新诗潮，起初读不懂他们的诗。慢慢接受新的诗学理念，从意象和朦胧美的角度去读，渐渐读懂了七八成，意识到这是新诗的第二次大革命，自己写的东西落后了。于是潜心研究诗歌意象，又扩展到艺术意象研究，写成一部名为《艺术意象论》的专著，获得省级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奖，并因此被评为教授。上帝的声音又响在耳畔：我给你苦难，也给你幸福，这叫公平。